夏日的蝉鸣在老宅的屋檐下织成细密的网，我蹲在积灰的樟木箱前，指尖刚触到箱底那块包浆的铜锁。锁芯发出"咔嗒"轻响的瞬间，箱盖掀开的刹那，一缕陈年檀香裹着泛黄纸页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这间堆满祖传旧物的阁楼，是我暑假每天都要来的"秘密基地"。父亲总说这里藏着家族的"记忆保险箱"，却从没告诉我具体内容。此刻箱中整整齐齐码着六个红木匣，每个都刻着模糊的"永昌"字样。最上层的匣盖内侧，赫然印着父亲年轻时的钢笔签名——这让我想起上周整理旧物时，在书房暗格里发现的泛黄毕业照，照片里二十岁的父亲站在故宫红墙前，胸前别着"永昌建筑公司"的工牌。

指尖抚过匣面凹凸的刻痕，突然发现最左侧的匣子多出道细缝。撬开机关的瞬间，一张1928年的新闻剪报飘落，铅字在阳光下泛着青灰："永昌营造所承包的上海外白渡桥钢架工程遭遇百年不遇暴雨，全体工匠冒死抢修......"我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因为新闻末尾附有张黑白照片：暴雨中二十余名工人肩扛铁架，安全帽上"永昌"的徽记在闪电中忽明忽暗。

接下来的三天，我像考古队员般逐层破解这些红木匣。第二层匣中躺着半本工兵日记，泛脆的纸页间夹着张残破的工程图，标注着"1937年8月13日，虹口仓库守军配置图"。翻到1942年章节时，一张盖着日军关东军印章的调拨单让我浑身发冷——永昌公司当时负责的伪满铁路工程，竟与日军秘密运输线存在重叠。

当我在第五个匣底发现1945年8月的战时账簿时，钢笔记录突然中断在"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，厂主林永昌遇刺身亡"的条目。账本夹层里藏着张泛蓝的照片：身着和服的年轻女子跪坐在樱花树下，手中攥着张写有"永昌遗孤"的纸条，背景里隐约可见"永昌孤儿院"的牌匾。

这些碎片在第七个匣子彻底拼合。生锈的保险箱里躺着本《营造法式》残卷，书页间夹着张发脆的契约：1926年林永昌与日本三井物产签订的"技术合作备忘录"，条款末尾赫然列着七名日本工程师的名字。而契约右下角，父亲年轻时的签名旁有行极小的批注："1945年8月17日，已将全部技术图纸焚毁。"

暮色漫过阁楼天窗时，我抱着最后那个匣子坐在老槐树下。月光透过枝桠洒在匣中物上：半块烧焦的怀表，表盖内侧刻着"林永昌"三个字；三张盖着不同军徽的护照，持照人姓名栏都写着"林永昌"；还有张1946年的船票，目的地是香港，出发日期正是父亲失踪前三天。

夜风卷起散落的纸页，我忽然明白父亲书房暗格里那张毕业照的深意。那个在故宫红墙前意气风发的青年，二十年后在虹口仓库的硝烟中，用生命守护了民族建筑技艺的火种。而此刻我手中的船票，或许正是他带着最后的技术图纸逃离时，留给永昌孤儿院的线索。

晨光初现时，我把所有红木匣重新码回樟木箱。箱底那张写着"永昌遗孤"的纸条，已被我用父亲常用的狼毫笔重新誊写。当墨迹在宣纸上渐渐晕开，我仿佛看见七十年前的林永昌，正将这份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契约，轻轻放进即将启程的邮筒。